零度寂寞 » 白银饭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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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引言]

想不到我的家乡白银因为“变态连环杀人案”这一串字而被全国人民知道。加上之前发生在四川师大的白银学生凶杀案,白银瞬间将“工业小城的压抑”“变态疯狂”“杀人狂”连成了一条线,一座阴郁的恐怖之城就这么成立了。

我是白银人,这篇文章里记录的是我真实生活过的并爱着的白银,大家可以看看它是否真是座阴郁恐怖之城。

痛苦终是世界的组成部分,魔鬼不受时代、地域和生活的限制,它来到人间只为制造惨剧。为此我们更要去发现生活里的美好,并努力地创造更多的美好,这才是战胜魔鬼的道路。

感谢上苍,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愿受害者在天之灵安息!

念初中时,我的一个同学假期去东北老家探亲,某天出门不幸遭遇流氓。

他们拦住我同学问:搁哪儿来的?我同学回答:白银。
他们冷笑:别整事儿啊,再问你一次,搁哪儿来的?
我同学又回答:大哥,真是白银。
他们给了我同学一记恶拳:白银,你还黄金的呢。

他真是白银的,我也是白银的。白银是一座工业小城,在西北的一片戈壁滩上。

形容那里最贴切的语言来自一位国际友人。数年前的某天,她怀着对西部传奇土地的向往坐在开往白银的大巴上。望着外面无边的戈壁滩,国际友人陷入了沉默。良久,她回头问我 :你家是在月球上吗?

那里是地球,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,孤零零的白银。

五十多年前,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,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。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,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,兔走狼奔。

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,在那里生根发芽。而我们,就是那些芽。

白银饭店本来是供各路开拓者落脚的国营招待所,九十年代初被私人承包,修建后一举成为城中最好的宾馆。我们和它的关系源自它的一楼,那里曾经有个舞会。

在众多娱乐方式还没有诞生的年代,率先亮起霓虹灯招牌的舞会,像通往新世界的入口一样挤满了年轻人。不会跳两步交际舞的人,成了孤独的人。

每晚各厂矿的红男绿女们换掉工作服准时来到白银饭店,舞会中间的舞池像条河一样,把他们分隔在两岸。开场后小伙子们前赴后继地奔赴对岸,一手放在背后一手伸向心仪的姑娘,装作很得体地说一句:姑娘,给个面子吧!

做出这个手势,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戈壁上长大的姑娘们不讲究温婉,每只这样伸出去的手,都要准备好面对冰冷的拒绝。因此很多人在舞池旁边整夜徘徊,最终也没能把手从自己坚硬的自尊心里伸出去。

每晚都在那里,却不惹红尘的人只有我们——舞台上的伴奏乐队。我们要做的是:当他们需要灯光看清舞伴时,给他们一首明亮的快曲子;当他们不需要灯光,不想让别人看清自己和舞伴时,给他们一首缠绵的慢曲子。

我们乐队的灵魂是台电子琴,这种来自日本的神奇机器有个叫“自动节奏”的功能,按一个键,吉他贝斯鼓就都有了。所以我们演奏乐曲的方式很简单,电子琴的自动节奏打底,大家用各自的乐器,把那些曲子的主旋律轮流奏出来就行。

别人演奏时,其他人就在台上干站着等着轮到自己。没有谁会觉得这种方式很傻,每个人演奏时情绪都很饱满,把自己弄得如痴如醉。

越是寂寞的地方,音乐就越受欢迎,这是经过了这个星球所有沙漠戈壁的居民共同认证的真理。所以白银饭店里不论在冷艳路线上走得多么坚决的姑娘,当我们乐队成员出现时,也多少会给出个温暖些的表情。台下的情种们更是主动地和我们接触,因为这样可以在某个时刻打开方便之门。譬如,在演奏某曲前帮他们当众念出:

某霞,某钢为你点播这首歌曲。他说昨晚我们去看电影,电影没你好看,你比电影精彩。

在这个充满荷尔蒙的舞会里,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武力摩擦。附近的警察很快发现这里是个永不停息的麻烦之源,就在白银饭店门口设立了一个治安岗亭,每天派一位治安联防人员坐在里面,震慑着舞会里那些蒸腾的荷尔蒙们。可尽管有了这种震慑,荷尔蒙们之间的摩擦却从没有停止过。

戈壁上长大的小伙子们,斗殴前通常没有太多对白,双方互致最质朴的恶言后立刻争分夺秒出手。每当斗殴发生,舞会的工作人员就会打开所有的灯,等着治安人员赶到。这些治安岗亭里的人被荷尔蒙们统称为“公家”,斗殴中吃亏的人宁可说自己撞到墙上了,也不会对他们出卖自己的对手。

就像戈壁滩上突然刮过的狂风一样,荷尔蒙们之间的摩擦来去激烈而简短。大家稍作歇息后,又踩着两步开始跳舞了。而我们也在那里养出了处乱不惊的气质,不管台下发生了什么,我们也不会停止手头正在演奏的曲子。

数年后,我在电影院里看《泰坦尼克号》,当船上的乐队演奏着乐曲随船沉入大海时,我为我们伟大的职业素养流下了热泪。

九十年代,刚成为一名舞厅伴奏乐队学徒的我,傻愣愣地站在台上等着自己的段落到来。屋顶老式彩灯打出的光圈在舞厅里旋转,所有人都在这些光圈里忽明忽暗。那个永不疲倦的主旋律还在循环着,慢慢地我就注意不到那个旋律了。时间变得缓慢无比,好像稍不留神大家就会和白银饭店一起,在这片戈壁滩上被风化了。

有一天舞会中场突然停电,我们的电子琴像块烫衣板一样趴在架子上没有了声响,荷尔蒙们躁动了起来。队长只好从后台取出一把破木吉他来救场,路边吉他手出身的他,终于摆脱了那台他也不是很能驾驭的日本机器。在几根蜡烛的光里,九十年代那些失魂落魄的港台情歌被他开闸放水般唱了出来。

身边蒸腾的荷尔蒙们出乎意料地平静了下来,他们放下手头的爱恨情仇,一首首地跟着队长合唱。那个惨兮兮的戈壁停电夜,白银饭店里面暗流涌动,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打动了每一个人。那些晚上还要穿过漆黑戈壁去上大夜班的荷尔蒙们,隐藏在心里的茫然和卑微被哀愁的歌曲牵引着,在黑暗中弥漫开来。

舞会散场,大家都舍不得离开,就坐在白银饭店门前的马路边上,喝酒弹吉他继续唱歌。当晚,正好赶上冶炼厂的大烟囱定期排放积聚的废烟。我们坐在路边,远处的浓烟像大雾一样朝我们笼罩过来。大家都有点醉了,看着四周慢慢变得模糊起来。

有个人喝多了,在浓烟里激动地走来走去。在他旁边,正坐在马路边上给一帮小屁孩讲宇宙飞碟史的青年,就是郭龙。

某位西方著名人士的墓志铭上写着:生命不论怎样度过,都是遗憾的。而革命电影《红岩》里小萝卜头的故事告诉我们:生命不论怎样度过,都是幸福的。

十八年前,在西北戈壁滩上的白银饭店,两个青年开始了他们的音乐生涯。

我和郭龙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八九年的秋天。还有一周升中学的我,拿着家里人给的两毛五分钱去新华书店买三角板。途经一片沙枣树林,突然出现了几个穿着黑背心的人,毫不留情地抢走了我的两毛五分钱。郭龙就是其中一个。

中学开学,我在同校学生里发现了沙枣树林里的那几位。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学期后,我和郭龙成了朋友。

我们都出生在一九七六年。那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去世,举国悲恸之后的夏天,郭龙先我一步出生。之后朱德总司令去世,唐山大地震,毛主席去世,神州大地在接踵而至的追悼会哀乐里乌云密布。我,出生了。因为多了这短短半年的胎教,使得日后不论何时何地,我的表情总会显得比郭龙苦那么一些。

我们住在一墙相隔的两个工厂家属院里,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郭龙的父亲是工程师,我的父亲是音乐教师,小时候他在墙那边躺在床上看科幻世界,我在墙这边对着五线谱数蝌蚪。

白天,大人都在工厂里面,整个白银安静得像座空城。工厂喇叭里定时响起的号声从远处传过来,那声音如同宗教一样召唤着我们。对于我们来说,工厂就是世界的中心。迷宫一般的大小车间里面,庞大的机器喘着节奏均匀的粗气,下白班的人们和上夜班的人们在路口交错而过。那里的一切都平静地重复着,好像永远也不会停下来。

五线谱上的蝌蚪和科幻世界里的飞碟,只属于外面那个世界。我们曾经走到那片戈壁上向外张望,无边的荒野上风吹着野草,几只蜥蜴飞快闪过,那里什么都没有。

我和郭龙认识以后,迅速结伴成为了问题学生。我们经常一起旷课,在郭龙他们厂家属院的凉亭里度过整个下午。我们在那个凉亭里学会了抽烟,很当真地结拜过兄弟。我们说着漫无边际的玩笑,一直等到学校放学,才混在同学的队伍里面回家。

也是在那个凉亭,我们认识了一位在监狱里苦练过三年吉他的人,他就是白银饭店弹电子琴的那位队长。队长曾经是小城里的传奇人物,穿着系红纱巾的军裤,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。八十年代初那场著名的“严打”开始后,他被政府送到监狱里住了几年。在那里他学会了吉他,从此苦练指法,走上了音乐之路。

他会唱很多监狱里的牢歌。那些歌的词都很长,唱起来远远的,很伤感。他说那些歌都是西北传唱了很多年的老歌,在监狱寂寞的夜里,大家都要唱着那些歌才能睡着。无数烟酒嗓子合唱出的歌声,从一扇扇铁窗里传出来,在空荡荡的院子里飘荡。这个场景,让我身上从小被父亲用竹棍逼出来的音乐细胞,彻底变异了。

从那时起,音乐成了我们最热衷的事情。我们拜队长为师父,成天端茶递烟地跟在他的屁股后面,一路跟进了白银饭店。

当我们开始在家属院凉亭里抱起吉他的时候,新的时代也降临在这座小城。它快得像台碎纸机,转眼就把戈壁滩上的那幅社会主义蓝图报废了。发廊音像店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每条街道上,来自外面那个世界的声音逐渐笼罩全城,它淹没了工厂喇叭里的号声,也吵醒了小城白银做了几十年的集体梦。

戈壁上的风夹着沙粒打在每家每户的窗户上,父辈开拓者们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变化中彻夜难眠。而我们却在窗外的大街上唱着新鲜的歌,从他们设计的轨道里脱缰而去。

白银饭店就屹立在那个交替的缝隙里,我们在那些忽明忽暗的光圈里面旋转着。家人认为我们在那里无非就是虚度时光,可他们没想到我们竟然从那里越走越远,一直走出了他们的视线。

在那个惨兮兮的戈壁停电夜,我们坐在白银饭店门口的马路边上,弹着吉他喝酒唱歌。像是从上辈子那么远的地方喷出来的最后一口浓烟,大雾一样朝我们笼罩过来。大家都有点醉了,看着四周慢慢变得模糊起来。

有个人喝醉了,不停地对别人说他要走了,要永远离开白银了。大家很冷淡地任由他掏心挖肺告别,因为所有人都习惯了,这个人每次喝醉都要和大家玩这个生离死别的游戏,谁都知道明天醒来后他仍然还在,哪儿也不会去。

那个人就是我。如同前年冬天我就告诉别人《白银饭店》这张专辑隔月就要出版一样,本性确实难移。可这张专辑终究会出版,我们也终究会离开白银。

九十年代末,北京成了又一个黄金世界,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。他们骑着单车坐着公交不停地忙活,直到把那座古老的城市忙得灯火通明,车水马龙。

当年怀着各自理想闯进首都的青年们,在那里生根发芽。而我们,就是他们。

二零零九年,我和郭龙住在东直门一桥相隔的两个小区里。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后,我们终于开始着手做这张专辑。平时除了排练,郭龙在桥那边给他的四只猫拉手风琴,我在桥这边抱着吉他写这些歌。

我把写好的旋律录下来,一遍遍地循环播放,然后就在那个永不疲倦的旋律里坐着,等着歌词自己长出来。慢慢地我就注意不到那个旋律了,时间变得缓慢无比,好像稍不留神我就会和我的房间一起,从这个城市里消失掉。

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家里的情景。那时候每周二的下午学校都会放假,家人午休过后,就把我锁在屋子里上班去了。整个下午,屋子里静悄悄的一丝风都没有,灰尘在阳光里飘来飘去,工厂喇叭里的号声正从远处飘过来。我就那么在房间里坐着,什么也没想,什么也没做。两个卖菜的大妈坐在窗外的树荫下面,等着人们从工厂下班。一个大妈说:今年的洋芋特别沙,撒上些白糖,就是苹果的味道。

是啊,那年的洋芋特别沙。就像那年的我们一样,坐在命运给我们的故事里,看着幕布缓缓拉开。当列车驶过戈壁滩,当我们背着乐器走在异乡的路上,多希望自己有个温润丰满的过往,可我们只有这个故事可讲。

当年父辈开拓者来到白银,把青春埋葬在那片戈壁滩上。小城白银掏空自己完成了使命,最后只剩下城中那个残破的纪念碑。白银饭店里的那些红男绿女,如今也被戈壁滩上的大风吹得黯然失色。他们沉默地路过那个纪念碑,纪念碑上两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正举起一块巨大的矿石。

当我想起那片荒凉的戈壁滩,我就写:

向左向右,风筝和飞鸟
站在荒野上面看天色变暗
你让我猜,猜中会有奖
奖我的手表上面时针倒转

当我想起冶炼厂烟囱里的浓烟,我就写:

黑夜白天,迷雾已笼罩
那座名叫白银饭店的孤岛
此刻我在,在那里奔跑
奔跑在那片深远未知的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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