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度寂寞 » 一个孩子长大要承受多少恶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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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末,我家住的老屋是和好多户人家连在一起的。远远看去,一个小村子就像是一片整体的房子,外墙青砖,里墙土砖,好几户人家共用天井和堂屋,邻里关系紧凑,鸡犬相闻。

屋前是一块坪,闲时,妇女们爱在坪里扎堆聊天。

坪外跟着一丘田,田那边是一条小路,通往附近的小学。每天早晚,上学的孩子就背着书包从小路上经过,唐老师也从那儿经过。

那天傍晚,我在屋前的坪里等唐老师经过,如同等一次生机。唐老师来了,我就跑过去,边跑边哭,一路追过去,追了好远——我要跟她回家,做她的女儿。

有人喊我回去,有人笑着看热闹。

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走,当时才四、五岁。离家出走的原因是:我不是我母亲的孩子,我是别人家散(遗弃)的孩子。

“冬妹子,你不是你妈生的,你是你妈一大早从桥边上(乡下弃婴多放在桥头,因为过往人多)捡回来的。”

“那天早上很冷,你有一个花被子包着。”

“冬天早上捡的,所以你叫‘冬妹子’。”

“你看你,你和你妈长得不像。”

“问问你妈,那花被子在哪儿?” 坐在屋前空坪里的妇女们,七嘴八舌对我说着。

她们是我的邻居、亲戚,我母亲也在中间。她们围在一起或纳着鞋底,或补着旧衣,或打着毛衣,也许还有阳光洒在她们身上。她们聊着家常,说着长短,偶尔作恶,说我是捡来的。

我不知道这个玩笑是谁起的头。争辩、反抗,都是徒然的,只会让她们就更加起劲:“你问你妈是不是?若是亲生的,你为什么和你姐姐长得不一样?”

我半信半疑地看我母亲,她笑呵呵的,有时还会帮个腔,说些,“那个花被子早就烂了,不见了”之类的话。

这个玩笑一直持续,我越听越真,母亲却从来没有制止过。

我相信了,并采取行动——离家出走。我选择跟唐老师回家,因为她没有孩子,她是我四五岁的脑子能想到的,唯一可能要我的人。我的出走是这场玩笑的高潮,并作为最重要的戏码,刺激着这群妇女继续随时随地说,“你是捡来的。”她们成功了!

我一直记着这件事,尽管我之前依旧不太能准确地描述出自己当时的情绪。

2

村里的大人逗小孩行径之恶劣,有时堪称丧心病狂。

我除了亲历,也时常目睹,他们随便拎一个三五岁的小孩,便开始过嘴瘾:

“昨夜你ya(爸爸的方言)背娘没?”

“你是你爷爷扒灰扒出来的。”

……

大人们把自己的开心建立在对孩子的伤害上,或者,这只是他们与小孩打交道的一种方式,甚至内心本没有一点恶意。但他们似乎不知道,他们开个玩笑,孩子会句句当真。这是典型的“中国式逗小孩”,70年代末如是,现在也如是;乡下人如是,城里人也如是。

两三年前,我女儿七八岁,有一次聚会,还没开饭,桌上放着葱油饼,她一直盯着想吃,但不敢拿。一位朋友拿起一块,分给我女儿一半,俩人开始吃了起来。这时,陈力走过来,逗她:“你在偷吃!”孩子辩解:“不是我偷的,是这位阿姨拿给我吃的!”陈力变本加厉,笑着对她说:“明明是你和你妈一起偷吃的!”女儿放声大哭,不可遏止,陈力一脸的尴尬。
一个孩子长大要承受多少恶意
孩子的反应超出大家的想象,似乎过于激烈,我把孩子带去旁边的房间,抱着她:“你很难受,很委屈,对不?”

“对!”

“为什么这么难受?”

“陈叔叔在说谎。”

“妈妈也知道他在说谎,你没有偷饼,妈妈也没有偷饼,这个上帝是知道的,对吗?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们和陈叔叔说清楚,好吗?”

“陈叔叔讨厌,妈妈去说,我不去。”

我去找尴尬的陈力,告诉他,“孩子还不能分辨这是玩笑,她当真了。她把你的话当真,当她反驳无力的时候,就只能哭了。孩子哭,不是因为她娇气,是因为她委屈。对于她来说,这不是一个玩笑,而是一个大的谎言。”

陈力非常诚恳地和孩子道了歉,但是至少有一年的时间,孩子很不待见他:“陈叔叔很讨厌,开那些不好笑的玩笑,做假见证陷害人。”

陈力是我们的好朋友,他对我女儿绝无恶意,他向她开玩笑,是一种表示友好的方式。然而,孩子感受到的,却是不友好乃至伤害。

3

夏天的时候,村里的女人和小孩喜欢在池塘里摸田螺和田蚌,伸手在水里一把一把地摸,运气好的,半天可以摸一桶。极鲜的田螺肉和蚌肉都是大自然的馈赠,我五六岁时就学会了这项本领,并乐此不疲。

在池塘里摸田螺多了,我又无师自通了另一项本能——游泳(乡下称之为在塘里洗澡)。当然是狗刨式,水花打得老高。

家门口的池塘不大,我一趟狗刨去,一趟狗刨回,来来回回。路过的人,会驻足观看,问,“这个妹子是谁家的?”

80年代初,男孩子在塘里洗澡很正常,但一个妹子怎么可以在塘里洗澡呢?家里管得严的妹子,连下塘摸田螺都不给,要在塘里洗个澡,那得等伢子们洗完了,深夜打个手电筒,偷偷潜在码头边上,匆匆洗。像我这样的,可是犯了大禁忌。

有人围观议论,我就表演更卖力些,脚扬得高一点,让水花打得高一些。围观群众看热闹:“这个妹子厉害!”说说闲话:“这妹子能嫁给谁?”然后就散了。然而,有一个老头久久不肯散去,他叫二爷。

二爷,干瘦,光头,说话结巴。凡开口必先“呀哇”一声。我在塘中游来游去,他就站在塘边上,不指名,不道姓,对着空气,喊朝天话:

“呀哇,哪,哪个朝代,哪个地方,有妹子到塘里洗澡的!”

“呀哇,城,城,城里还有男厕所女厕所,男……男澡堂,女,女澡堂。“

“呀哇,呀哇,这方圆几十里,哪里还有妹子在塘里洗,洗澡的?”

他越喊,我游得越欢,把水花打得越高。我们都是有恒心、能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人,那些年的夏天,我们各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

我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二爷就在塘边喊:“呀哇,妹子光天化日在塘里洗澡,伤风败俗。”

我从水里钻出来,二爷还在喊:“呀哇,家里生个妹子,也要有人教才行。”我们没有什么交集,却各自叫板。

与二爷相比,我的姨奶奶则是个行动派。住在一个村,天天见,平时就喜欢逗我玩,对我在塘里洗澡这件事,也一百个瞅不顺眼。

有天傍晚时分,人们挤在码头边上洗碗、洗菜、洗猪草……我围着码头游来游去。码头边上有一口井,姨奶奶手里拎着一个铁水桶,站在井边叫我:“冬妹子,你过来。”

我过去,她扬起手上的水桶,一桶冰冷的井水就从我头上浇下来。我当然也不示弱,用手打水反击,然而,她在岸上,我在水里;她手中有水桶,我手无寸铁。这场水仗实力太悬殊,我必败无疑。

大伙纷纷停下手上的活,开始看热闹,我气急败坏,抵死顽抗。我姐姐也在码头边上洗碗,她递给我一只大海碗,我用海碗反泼了几下,作势败退。

我深深地潜入水底,然后慢慢地、慢慢地向码头靠近。姨奶奶全身透湿,可满脸都是胜利者的笑和“为民除害”的得意。我狠狠地盯着那张脸,其余的人、其余的声音在我的脑中渐渐退却。

我一点一点靠近码头,终于,姨奶奶进入了我的“射程”之内,我猛地扬起藏在水下的海碗,把一海碗又臭又脏的塘泥泼向那张得意洋洋的笑脸。

姨奶奶大喝一声:“冬妹子!”然后,就灰溜溜地走了。

那年,我未满10岁,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每当我想起这次胜利,都不免得意。但生了孩子以后,随着我生命的成熟,再回头看这件事,我不再为自己的急智、勇敢无畏得意,反而察觉到自己反击手段的狠辣程度,超出了小孩的应有。

现在的我,总要求自己不被别人的恶激发出自己的恶,这是一门艰难的功课。但对于10岁不到的我,反击却是本能。

4

小时候,采蘑菇、摸田螺、抓小鱼和抓青蛙是我改善生活水平的几项法宝。捣腾这些东西,我整天在山跑,在塘泡,久而久之就得了个“好吃”的名。

夏天的晚上,我们会在田边、塘边抓青蛙,放进蛇皮袋子里。第二天清早,跑到塘边,把青蛙剖了,收拾干净,炒了吃。

那是非常普通的一天,我在塘边上玩,姨奶奶在天井里推磨,她叫我:“冬妹子,过来。”于是,我过去。她一手推着磨,一手往磨里添豆子,笑咪咪地跟我说:“我跟你讲个故事好不好?”

“好!”

“很久以前,有人娶了个媳妇,那个媳妇是从外地娶来的,很好吃。她呀,最爱吃的,就是青蛙。她天天抓青蛙,剖青蛙,吃青蛙,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爱吃青蛙,像你一样。有一天,她的头皮有点痒,她就洗了个头,还是很痒,无论看什么医生,用什么方法治,都止不了痒。而且一天比一天痒,你知道有多难受吗?”

“不知道!”

“比死还难受!那天,这个媳妇受不了啦,烧了一壶开水,用来烫头发。她的头实在是太痒了,她边烫,边揪头发,一把就把头皮揪下来了,你猜,她的脑袋里是什么?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全是一个个青蛙的头,原来,她剖青蛙,剁下的青蛙头全都跑到她脑袋里啦!正张着嘴:‘呱呱呱’!”

我逃命似的,拔腿就跑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只要看到“青蛙”两个字就会头皮发麻。这是我听过的最恐怖的故事,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,姨奶奶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故事。它确实把我吓坏了,好些年,如同噩梦一样伴随我。

这一回,姨奶奶赢了。

5

1981年我上小学,学校教室不够,就用民居的堂屋来凑。

湘中农村的堂屋多为祭祖、办红白喜事时用,标准的长方形,也相对宽敞。大门正对着神龛,改为教室后,神龛那里放一块木黑板,墙上贴一张拼音表,一边一排双人木课桌。开学时,每个孩子从家里搬一条板凳。

我就是在我叔叔家的堂屋里上的小学一年级,一个老师从上班教到放学。教我们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老师,姓巩。

巩老师挺漂亮的,我很喜欢她,然而,她并不喜欢我。小学一年级,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板底下罚站。我讲小话,罚站;答不出问题,罚站;迟到,罚站……而别的同学跟我犯一样的错,却没有任何的惩罚。

于是我就破罐子破摔,基本上就没把课堂纪律当一回事,没事就站在讲台上,怒视着大家。有一次,我和同学打架,是她先惹的我,先动的手,还在我脸上抓了一道指甲痕。巩老师毫不犹豫地把我拎到讲台上去罚站了,而打我的同学,在下面得意洋洋地上课。

巩老师为何会如此不公平呢?当时的我,根本想不明白这么深奥的问题。

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一个孩子心灵的伤害有多大,只知道,对我的普通话的影响实在太大——我完全不认识拼音,一次考试,读拼音写汉字,我居然拼不出“祖国万岁”四个字。

我把对老师的反感转移到拼音学习上了。
一个孩子长大要承受多少恶意
值得庆幸的是,巩老师只教了我一年。

然而,屋漏偏遭连夜雨。我好不容易小学毕业,上了初中,初一的语文马老师也是天天对我横眉冷对。她从不正眼看我,上课也从不点我回答问题,小学老师常拿我的作文当范文,但马老师却从来没给过我的作文高分。

马老师教过我大姐。一天,马老师把正在上课的大姐叫出教室,打发她回家找我母亲借点钱。我母亲不借,大姐空手而归,从那以后,大姐就饱受白眼和讽刺。直到马老师教我,还是继续折白眼。

我当然不能转学,因为家附近就那么一间学校,我能转去哪儿呢?自然,上学于我而言,是一件不愉快的事。即便是现在,我回老家遇见马老师,也是视而不见,不是不能原谅,而是尴尬。

我的学生生活非常短暂,总共才11年。我不能说与这两位老师有关系,但是,他们确实成功地让我不喜欢上学了。

前些日子,我和父母聊起这些往事,他们说:“那些老师,都是民办教师,他们每天早上干完农活就去教书,教完书又回家干农活,你怎么要求他们为人师表呢?”这显然不是我要的答案。

父亲还说,“这些不是常事吗?谁都可能遇到。你为何一直记着呢?因为你敏感脆弱。”我为何敏感而又脆弱呢?可能是因为我的童年遇见了这些人吧。

6

时隔30多年,故事中的这些人,有的已经离世,其余的也已老迈。

我一点一点回忆这些往事,心中再无一点波澜,因为在信仰里,我所受的伤害早已被医治。

然而,并不是每一个孩子最终都会遇见医治自己的神,但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见故事中的这些人,以及这样的恶。

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刘备临终前,对儿子刘禅如是说。

这话,也要说给那些大人们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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