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度寂寞 » 最短的白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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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冬至的正午,我在古兰甸附近的一家乡镇卫生院做完三台肛肠手术,搭乘一辆破旧的运输水果的货车,赶往大连。

货车司机是我第二台手术的患者的哥哥,看上去五十上下,虎背熊腰的。他见了我先问吃了没。我摇摇头,告诉他我去高铁上吃。他一抹嘴说:“咳,早知道把剩下的半盘饺子给你带来好了,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,不吃的话,就觉得这日子没过似的!我老婆今儿包的饺子,是鲅鱼韭菜馅的,可鲜亮呢。我吃了满满一盘,还抿了两盅酒呢。”

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抽了抽鼻子,我的过敏性鼻炎发作了。司机以为我是在闻他酒气大不大,说:“放心,我喝了一两不到,你没看脸都没红吗。这点儿酒对我来说,就跟女人抹口红差不离,沾沾唇,表面光鲜,肚里还素着呢。”说完,他打了一个悠长的呼哨。

司机的快乐不是没来由的。他顺路载我去大连,我们少收了他弟弟几百元钱,他就不用给他弟弟钱了。不然照当地风俗,亲人进医院做手术,哪怕只是摘除个阑尾,也得出个三头五百。

我从早晨八点进手术室,平均一小时一台。手术间隔我不过喝口茶,抽支烟,做做深呼吸,略解疲劳。所以现在两腿酸痛,双手僵直,手脚有被捆绑的感觉。

货车离开灰蒙蒙的小镇,驶上高速公路了。

我想趁此打个盹儿,可司机不知是生性好说,还是酒精作用,谈兴很浓,他一边开车一边问:“你头晌做了几台手术?”

我懒得用言语答他,伸出左手,竖起三根手指。

“我弟说他比进城做手术少花不少钱呢。就是这样,在镇卫生院,也得花四五千,你得分掉其中一多半吧?你是外请的高手,主刀的,肯定拿大头!”他用右掌拍了一下方向盘,像法官在宣判时落下法槌,给我一锤定音了。

我含糊地“哦——”了一声,算是回答。

他“咳”了一声,说:“技术跟技术的命真不一样啊,握手术刀的,就比我这握方向盘的吃香!你割仨屁眼儿,四五千块钱到手了吧?我起早贪黑地干,活儿好的话,半个月才能挣这么多哇。”

虽说我外出做的这类手术风险很小,患者术后在卫生院监测一下体温、呼吸,如无感染和其他并发症,一周内即可出院,但我毕竟是肛肠病专家,司机称我为“割屁眼儿的”,让我不爽。我白了他一眼,身体后倾,头搭在座椅靠背上,抱起胳膊,耷拉下眼皮,身体呈现出一种为他闭幕的状态,他只能长叹一声,专心开车了。

从哈尔滨西站到大连北站,再从大连北站到哈尔滨西站,这两三年来,我数次往返于这段旅程。通常来说,我从哈尔滨出发是正午,四个多小时后,就置身大连了。如果是夏秋时节,我会在黄昏时分先去泡个海水澡,然后吃顿海鲜,踏实睡上一觉,第二天清晨奔向手术地。我付出精湛的医术,受痛又受惠的,是那些亟待手术却在大城市医院排不到床位的人,是对大医院的手术费望而却步的人,是小病终可小治的普通患者。我与乡镇卫生院有约在先,收取足够丰厚的专家主刀费。要是一天能做四五台手术,我的钱包就是被蜜浸润的蜂巢,叫人心甜。有时赚个千头八百的,我也乐意跑一趟。为患者解除病痛,毕竟能给我黯淡的生活带来一丝明媚,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当然,到了冬季,寒流就把我泡海水澡的享受剥夺了,而冬闲下来做肛肠手术的人,却如涨潮的海水,汹涌而至。到了此时,我抵达大连后,会直奔手术地的乡镇(它们多在古兰甸周遭),吃一顿农家饭,在异乡的夜晚,关上房间的灯,坐在窗前吸烟看星星。古兰甸在我眼里就是葵花的花蕊,而那些乡镇是四散的金色花瓣,温暖地照耀疲惫的我。

我像我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中年男人一样,上有老,下有小。父亲十五年前去世了,如今八十多岁的母亲跟弟弟一家生活。同在一座城市,自从我儿子进了强制戒毒所,母亲见我就生气,每年只允许我看她两次了。一次是七夕节她生日的那天(她会数落我为父失职,害得她长孙没法给她拜寿),还有就是腊八节的那天,她会赐我一碗粥喝。母亲有严重的肺心病,一到冬天病症就加剧,尤其是雾霾天。她声称要活到长孙出戒毒所的那天,代我教育儿子。母亲与我老婆一样,说是养不教父之过,把儿子吸毒,完全归咎于我。这时我会心虚地辩解:“养不教,父之过”中的“父”,不单是指父亲吧。母亲和老婆闻听此言,总是将双目瞪向我,像要发射子弹一样,令我脊背发凉。

我也的确比较娇宠放任孩子。他自幼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想要什么,我就尽量满足他。我以为一棵不经修剪的树,才能顶天立地。可我忘了,他生活的现实丛林,远比真实的丛林要物质和险恶。

我以前在某医科大学一家附属医院的肛肠科工作,作为常上手术台的主刀医生,工资奖金外加患者送的红包,日子过得很滋润。而我收红包,总要还给患者一半。虽说我知道即便这样,我也不是个正人君子,但至少良心稍安。

我的职业让我看多了说死就死的人,医院的太平间从没冷清过,就像妇产科病房总是人满为患一样。不同的是一些人彻底在这世上闭嘴了,一些人则哭喊着来了。不管人生多么悲苦,没谁死后会为自己哭上一场,所以我对灵魂的有知始终持怀疑态度。死了便死了,如同空中的一朵云,散了就散了,不会有同样一朵云的复原。这也决定了我对人生和金钱的态度,该挥霍就挥霍,因为人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钞票,却不能大把大把地赚时光。我不讲究穿戴,以我的职业,一件白服得穿大半辈子。我曾跟人说过,要是人人皆是医生,布店的老板就得哭晕。而我穿白服的时候,总觉这是给自己在提前吊孝。除了穿,其他的享乐我都注重:住得舒适,吃得可口,开一辆自己喜欢的车。所以我们家很早就卖掉安发桥下的旧居,在道外买了一套可以看松花江的

房子。

说起道外,我老婆不喜欢那个区。我是外县人,可她是在哈尔滨南岗的俄式老房子出生的,那一带原是俄国人的中东铁路高级职员居住区,每幢房子都是带庭院的花园小洋房。虽说后来居于此的中国人是两三家共用一幢,但出生在那儿,她总有点儿跟贵族沾亲带故的优越感,瞧不起旧时下里巴人居住区的道外。如今的道外虽然大加改造了,但依然杂乱,达官显贵极少居此,所以房价相对便宜。而我要的就是道外的这种世俗气,街巷不规整,小店小铺四处开花,夜市吆喝声不绝,古玩市场前是卖糖人和烤红薯的,花街前趴着打盹儿的狗,载货的三轮车夫一边蹬车一边哼着小调,剃头的依然在盛夏时赤膊在街角招揽生意,生活不就是在这乱象中,才活力毕现吗。我最爱道外老字号的小吃店,一个豆腐馅包子,一碟酱牛舌,一瓶啤酒,便是我周末的好享受了。

我老婆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,是园艺设计师,收入虽没我高,但也不错。她的工作节奏是:上班绘图,下班搜包。这时的她像个训练有素的医生,而我的钱包则是病灶,她总能不留死角,干净利索地将钱一扫而空。当然,有时她下手慢,会被我儿子先行搜罗去。儿子懒于学业,高中时就三天两头逃课,打网游,泡酒吧,最后只考上了一所郊区的民办大学。他有宿舍却不住,而是租房,和女友住一起。当然,他的女友是不固定的。

我老婆拿了钱,最热衷的是买貂皮大衣。寒风凛冽时足蹬高跟长筒靴,身披款式花色各异的貂皮大衣,“咯噔——咯噔——”地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子路上,是她最惬意的时光。在哈尔滨这座城市,园艺设计师冬天多半闲起来了,她有充裕的时间炫美。

因妻儿搜我钱包成瘾,迫使我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私房钱,还在工资卡外,另开了一张卡,不定期存些钱,以备不时之需。密码他们很难破译,747474,就是“起死起死起死”的谐音。一个医生用这样的密码,等于为自己立下了“救死扶伤”的座右铭。我明确告诉老婆儿子,这张卡是我的日常消费卡,休得惦记。除了吃喝和养车,每月支付给母亲一千五百元生活费(打到弟弟的账户上),我还有不能公开的花销。因为除了老婆,我还有一个女人,她是道外开馄饨馆的,丈夫因病去世了,有个上大学的女儿。我先是被她家的馄饨诱惑住,接着是她。虽然她也告诉我,她不止我一个男人。她说不再婚了,哭男人的感受,她不想经历第二次。我和她并不常见,有时彼此忙,或是都没有情人在一起本该有的需求,我们会两三个月也不见一面。有时我有心情了,去馄饨馆找她,赶上她食客不绝,或是她突然渴望我了,冒充病人来挂我的专家号,见我无暇抽身,我们只能在陌生人的包围中,热辣辣地对望一眼,无奈走开。

一个多小时后,货车驶入大连。司机一进城就把我甩下了,说是卡车限行,让我自己打车到北站。我在寒风中等了近二十分钟,才打到一辆车。抵达北站时离开车只剩一刻钟了,我加塞儿取票,走急客安检通道,才没误车。

上车后未等坐稳,车就开了。高铁列车从海滨城市驶出,就像一条闪着银光的带鱼,是我童年唯一在过年时能吃到的那种鱼,扁头,身形如长剑,异常雪亮。得益于我第一台手术的患者,他是乡企老板,给我在网上订下一个特等座,否则我自购的不过是一等座的票。

特等座与一等座在同节车厢,以车厢门为分割点,由磨砂玻璃幕墙,隔成了两个独立空间。特等座占这节车厢的四分之一吧,一共八个座位,却只有两名乘客。另一位乘客是个中年男人,他坐在临窗座位上,哇啦哇啦打电话,与人说玉米的价格,看来是个生意人。列车驶出大连后,他扫了我一眼,嘟囔道:“高铁不让人抽烟,真能把人憋屈死。”见我未应,他又开始打电话,这次他是打给家人的,他想家里的狗狗了,非要听听狗狗的叫声。大概狗狗不太配合吧,只听他骂道:“真是白疼你了,等我回家,不打烂你的狗头,不算完事!”

列车员进来验过票,分发给每人一份牛皮纸袋包着的食品。我打开一看,不过是两块饼干,一小包花生米,三颗山楂果脯,根本不顶饿。我问列车员,特等座给提供餐食吗?他“哼——”了一声,说:“想吃正经饭,你得掏钱买。”我问怎么买,他语气和缓了一些,说:“谁下午两点了还不吃饭?饭口早过了。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,看有没有剩下的盒饭。”

列车员走后不久,果然来了个服务员。他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,手持托盘上是三份卖剩的盒饭。他问谁要,我说我要。他说了声二十块,让我自取一盒。我付过钱,把手伸向三份盒饭,摸了一份稍微温乎的,捧在手中。饥饿的肠胃立刻开足马力,将半生不熟的大米粒和憔悴不堪的青椒肉片,卷入囊中。吃过盒饭,倦意袭来,我斜倚车窗,朝外望去。

天空灰蒙蒙的,原野一片苍茫。飞速掠过的风景中,是光秃秃的庄稼地,三三两两的牛羊,低矮的房舍,火光中烧麦秸的人,以及坟场。是冬至的缘故吧,这些景物在大地折射出长长的影子,与实物相映,看得我眼花缭乱,很快就睡过去了。

我醒来时天色已昏。那位乘客不见了,不知他是在营口、鞍山还是刚经过的沈阳下的车。

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,与我平行坐在过道另一侧,低头摆弄着手机。他虽坐着,但看得出他身形高大,一双长腿斜伸着,阔背宽肩。他见我伸着懒腰站起来,笑眯眯地盯着我说:“叔,你可真能睡,从鲅鱼圈一路睡到沈阳。”

他四方大脸的,宽额,浓眉,不大不小的眼睛,敦厚的嘴唇,圆润微翘的下巴,元宝耳。那挺直的鼻梁,在他平和的面目中,就像一道坚毅的墙,彰显着他温柔中的强悍。

“是啊,我一觉就把天睡黑了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叔,这不怪你,这得怪冬至。今天是白天最短的日子,太阳不待见咱,回得太早了。你说太阳相当于天庭的CEO,它又不用打卡,谁管得了它啥时来啥时回呢。”他幽默地说。

我问他是特等座的服务员吗,他摇摇头,说:“我是设备维护和故障处理的。”

我说:“那就是技工了?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怎么特等座这么少人坐?到了沈阳这样的大站,也没人上吗?”我说。

“叔,这车从起点到终点,才四个来钟头。搁过去,站都能站下来,现在二三等座的也挺不错,坐一等座的人都少,别说特等座了,这么贵,谁花这个冤枉钱啊?”小伙子摆了一下手,说,“要是我,就买三等座!省下的钱,下车后找家馆子,吃了它。”他吧唧一下嘴,大概想起某种美味了吧。

我说:“我当年上大学,寒暑假回家,总是坐硬座,也没觉得苦。现在呢不管岁数大小,屁股都娇气了,知道挑座了。”

小伙子说他观察了坐特等座的,商人和官人多,还有就是“小姐”多。他说那些一身名牌,目光空虚,颐指气使,身上散发着浓烈香水味的女孩,都是不知被什么人包养的人。

我说:“你怎么那么肯定?”

他说因为特等座多半闲着,所以他常来此歇歇。这样的女孩上车后,就煲电话粥,他能从女孩的话中,听出端倪。

我问他: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

“二十五,跑车都三年了。”小伙子说。

我叹息一声,说:“你比我儿子才大两岁哇,就自食其力了。你一个月能挣一万吗?”

小伙子把自己的耳朵当风铃了吧,轻轻拨弄了一下,说:“叔,一听你就是做大买卖的,挣一万哪能呢!每月最多时开七千,平常也就五六千块。在同学眼里,他们还羡慕我挣得多呢。他们不知道我遭的是啥罪啊,在车上吃不上一顿好饭,能像现在这样清闲坐上一会儿都是少的。有时赶上我休班,领导一个电话又叫你上岗,你要是不来,得罪了领导,哪有好果子吃啊,就得硬挺着上。谁都知道透支身体,不是好事啊。我们段上有个跑车的,比我大四岁,刚结婚两年,连着跑了一个月的车,下车后坐公共汽车回家,结果卖票的发现有个乘客趴在座上睡觉,老不下车,就扒拉他,问他哪站下。结果发现人都硬了。”小伙子叹息一声,说:“幸亏他还没孩子呢,要不把媳妇可坑惨了。”

“那你成家了吗?”我问。

“叔,像我这样的人,哪好找啊。我处过一个对象,第一次约她吃饭,就跟她吹了。”小伙子跟我细说原委,“我点菜时,客客气气地叫服务员过来,结果服务员走后您猜她怎么说?她说你又不是不花钱吃饭,对服务员那么恭敬干啥?我一听就觉得这女孩素质不好。结果大师傅把鳇鱼炖土豆做咸了,她吆喝过来服务员,一顿训斥。挨了骂的服务员通告了后厨,大师傅满头大汗出来道歉,说昨夜没睡好,手感不如往日好,盐搁多了些,这道菜他来买单,不收我们钱。可她不依不饶,非要人家重做。我一看哪,她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,不想再见她第二面。吃了饭,我买了单,出了饭馆把她送上出租车,就把她电话列入我手机黑名单了。我想找个朴实的女孩,不张扬,善解人意,能尊重人的,要不将来我妈都得跟着遭罪。”

小伙子的话刺痛了我。我儿子的女友,我见过两个,都是穿奇装异服,满嘴脏话,玩世不恭,喜欢抽烟喝酒的女孩,可他却欣赏她们,称其活得明白。他就是带第二个女友泡吧时,沾染上的毒品。那个女孩无论冬夏,都穿超短裙。等我发现儿子的脸色和精神出现异常时,他已染毒两年了。因为从我这里得不到足够的钱,他和女友借高利贷吸毒,所以他进戒毒所,我得为他们偿还近百万元的债。我被迫放弃过去的工作,去了江北一家条件虽一般,但收入和自由度更高些的肛肠病专科医院,这样能外出多揽些活儿。当然,一个人该有的享受我还是要的,吃顿海鲜,看场电影,偶尔去快捷酒店开个钟点房,和馄饨馆的情人私会,短暂快乐一下——而哪种快乐会长久呢。

我曾问儿子:明知毒品有害,为什么要吸?他说生活太无聊了,毫无想象的空间,有钱没钱都空虚。可他吸食毒品后,在幻觉中却无限充实。他想当皇帝就是皇帝,可以锦衣玉食,嫔妃成群,想斩谁就斩了谁。他想做风雅的乞丐呢,就怀抱酒壶,破衣烂衫地穿行在飞舞着蝴蝶的桃花林中。他在幻觉里可以舀银河之水泡茶,可以捉一个地狱的小鬼给他当马夫。当然,他那时还可以给我当老子,发号施令,而我是跪在他面前俯首帖耳的儿子。我根本不知他的空虚从何而来,在我想来,他衣食无忧,即便学业荒疏,不成栋梁之材,也该做个正常人,过个安稳日子。

小伙子见我沉默着,说:“叔,是不是你觉得我不该跟那个姑娘吹?反正现在的女孩太多这样的了。不看人品,认钱的多。还有就是爱耍性子,好像不‘野蛮’点儿,就不可爱似的。像您这么有钱的,您儿子身后的小姑娘,肯定一帮一帮的,您是不愁找儿媳妇的了!不像我妈,四处托人给我找女友,五十出头的人,都成白毛女了!”

“那你爸不管你的事?”我问。

“我十岁时,爸就没了。他那时在粮库上班,有一年刚上冻时,他赶着毛驴车运粮,为了抄近路,贸然上了一条还没冻严实的冰河,结果冰裂了,他连人带车一起掉进冰窟窿。我爸真可怜啊,驴扑腾着上岸了,他和粮食却沉下去了。我妈憎恨那头驴,她说好牲口能在危难时救主,坏牲口却是扛着招魂牌的小鬼,把主人出卖给阴间了。”

列车到达铁岭西站了。小伙子起身忙他的活儿去了。他起身的一瞬,我看清了他的身高,至少一米八零,真是魁梧。天已黑透,上下车的旅客不多,站台看上去有些冷清。

我心底喜欢上了这个阳光而结实的小伙子,期待着再和他聊聊,可自铁岭起,直到四平和长春,来特等座的,是其他乘务人员了。他们坐下来摆弄一下手机,小憩片刻,也就走了。这样又剩下了我一人。

车窗外是滚滚夜色,如墨流淌。有时经过有灯火的地方,这墨里就撒了星星似的,闪闪烁烁。在时速三百多公里的列车上,窗外所有的风景都仿佛长了腿,拼命在奔跑。所以即便灿烂的灯火,转眼也成了“昨夜星辰”。

列车到达终点站前,小伙子又来了。他见了我亲切地笑着,说:“叔,再过一站,就到哈尔滨了,您快到家了。”

“听你口音也是东北人,你家在哪儿呢?”我问。

“已经路过了——”小伙子有点儿惆怅地说。

他没有告诉我他家具体在哪儿,只说那地方在他高考的那年,出了著名的舞弊案。他和作弊的考生在同一考场,知道他们作弊,一直在答卷过程中与自己斗争,是否向监考老师举报(他说怕同学报复,最终选择放弃),所以发挥失常,只考上了一所铁路专科院校。而他的梦想,是学艺术。

“学艺术?”我有些惊诧。

“我爱电影。”他说,“最喜欢伊朗的马基·麦基迪、阿巴斯,还有日本的黑泽明、北野武,他们拍的片子太牛了!”

“那你喜欢黑泽明导演的《德尔苏·乌扎拉》吗?”我问。

“那还用说嘛!”小伙子如遇知音,兴奋地竖起大拇指说,“叔,您是我跑车以来,遇见的最有文化的商人!”

小伙子告诉我,他并不喜欢目前的工作,累,枯燥,还危险。有一回列车高速行驶着,雷电突袭,列车紧急停车,车厢也停电了。外面是黑咕隆咚的夜,他打着手电下去查看,站在高架桥上,看着坠落的高压线,就像看着要扼住自己咽喉的绞索,直打哆嗦,差点儿掉下去。危险还不止于此,小伙子说高铁的高压电线是2.75万伏的,他感觉头上悬着一把看不见的利剑,担心常年工作会受到辐射,虽说专家说不会对乘务人员的身体有害,但他就是怕。他曾想着不干了,购置点儿专业设备,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,一起做微电影,卖给大的网络平台。小伙子边说边从手机中,翻出他用手机拍的一部微电影,点给我看。

这是一部时长只有五分钟的片子,一个三轮车夫在风雨中运货,他穿过一条泥泞而逼仄的小巷,镜头追踪的是车夫的背影,与他并行的,是个打着黑伞拎着一只鸡的紫衣女人。鸡的翅膀被别在一起,像是打了死亡的蝴蝶结,它的冠子在雨中那么鲜艳,可它的腿却在无力地挣扎着。而与车夫相向而行的,先是个披着蓝雨衣一瘸一拐的老汉,跟着是一条垂头丧气的黄狗,再跟着是个挎着一把胡琴,将一块塑料发泡当雨布擎在头顶的赤膊男孩,他仿佛顶着一团雪白的云。三轮车夫所经过的房屋,低矮破旧,有的屋顶还生长着碧草。他就这么蹬着车缓缓向前,越走路越高,也越艰难。到了一个高坎的时候,那个紫衣女人踅进一家小饭馆,大约是卖鸡去了;而先前那条黄狗,不知何时掉过头来,追上三轮车夫。车夫攀越高坎的时候,它在其后,用嘴顶着货物,拼力助推。镜头就此戛然而止。车夫是否越过高坎,黄狗是否帮上大忙,雨最终停了没有,影片都没有交代。

“真好。”我觉得这两个词,不足以说明它对我的震撼,又加了一句:“走心。”

他说:“谢谢叔。可惜设备不行,要是有专业的,我会做得更棒。我积累了不少这样微电影的素材呢。”

“这里的人物是真实的,还是你找的演员?”我问。

“你看他们像演员吗?”小伙子对我的判断力有点儿失望吧,他略带嘲讽地翘起嘴角,说,“你能看出演的成分吗?这是我前年夏天休假去乡下玩时,雨中抓拍到的。”

“那你怎么没按照自己的想法辞掉工作,做喜欢的事情呢?”我问。

“叔,正当我想这么做的时候吧,半年多前,我妈有天突然上不来气,浑身出汗,嘴唇比茄子都紫,话都说不出来了,幸好那天我休班,见她不好,赶快送到医院急救。一做心脏造影,发现冠脉有堵塞的地方,得放俩支架。医生就问一句‘进口的还是国产的’,这话听着这个冷哇,就好像人到了鬼门关,小鬼说有钱的升天堂,没钱的下地狱一样,我都想哭。国产支架一个一万多,进口的两三万呢。咱当儿子的,咋能说不用进口的呢。就这样,我妈一场手术,把我上班后辛辛苦苦攒的六万块钱给整没影了,哪还有钱购置设备啊。叔,我觉着没啥,妈就一个,得好好待她;微电影嘛,我用手机可以先拍着玩儿,就当是练手啦。再说了,万一我真的置齐了设备,鞍子行了,马却没动力跑起来了,也许还拍不出好片子呢。万一创业失败,我拍的微电影在网上没人点击,得不到报酬,吃饭都会成问题。到了那时,我妈看着我得多闹心啊,还不如跑车呢。”

小伙子从他所崇拜的大银幕电影导演,聊到他的微电影梦,意犹未尽,又谈起了读书。他说喜欢纪实类作品,尤其是艺术家传记,让他有梦里见到隔世亲人的感觉,说不出的温暖和忧伤!他说曾在一家读书网站,按照畅销排行,买过几本排在前列的虚构类小说,中国的外国的都有。小伙子调侃道:“那种书翻了开头就知结尾,它的功用就是骗骗小姑娘,让睡不着觉的人看三页打个盹儿,让——”

小伙子话未说完,一个面色寡白、表情严肃、身材瘦小的中年男人进来了,他穿制服,佩戴“列车长”臂章。小伙子见着他霍地起身,打了个立正,歪头冲我扮个鬼脸,迅疾离开了。他走到玻璃感应门前时,那自动弹开的玻璃门,在他硕大的身躯面前,就像毕恭毕敬的仆人。列车长漠然扫了我一眼,旋即离开。

我不知列车到达终点后,在万家灯火时分,我到哪里能吃上一顿冬至的饺子。我老婆热衷于逛商场,说是节假日时一些名牌商品,可以低至三折出售。她逛累了,就在商场的快餐店吃碗过桥米线或是砂锅丸子。儿子进了戒毒所后,她依然爱逛商场,但她一样东西也不买。以前她从商场回来,总是英雄凯旋似的,手中大包小裹的,满面荣光;现在则跟乞丐一样,面色凄苦,空空而归。我渴望着这个夜晚,她或者馄饨馆的女人,能唤我吃碗她们做的水饺。然而没谁给我打一个电话,或者是一个温柔的短信问候。也许老婆正漫无目的地逛商场,而馄饨馆的老板娘,在这个生意红火的夜晚,满脑子是赚钱的念头,哪能想到在她生命中本就不很重要的我呢。

我心灰意懒地用手机上了一会儿网,浏览了一下当日新闻,昏昏沉沉睡去。等我醒来时,列车已驶入哈尔滨西站。

终点站到了,酣睡了一路的手机,此时却苏醒了,来电铃声悦耳地响起来。我接起电话,是我做手术的那家卫生院的院长打来的,他告诉我上午做的第三台手术的那位环形痔患者,术后本来一切正常,但半小时前他突然肛下大出血,陷入昏迷状态,现正紧急送往大连途中。

我大声问:“怎么会这样?我的手术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。”

对方只得实言相告,说患者术后感觉良好,因为冬至,亲属送来一饭盒饺子,他一高兴,全吃了不说,还喝了一瓶啤酒。

“刚做完肛肠手术,这么大吃大喝不是找死吗?”我走下列车,站在喧闹的站台上,与对方吼着。

“不管怎么的,手术是你做的,你最好返回看看。虽然我们有护理责任,但要是出了人命,你我都没好日子过了。”

“本来我就没有好日子过。”我气咻咻地挂断电话。

“叔,你咋还不出站?人都走光了。”小伙子拉着一个精巧的黑色拉杆箱,从我身边经过。

“出了点儿事,我还得返回大连。”我沮丧万分地说。

小伙子停下来,从兜里掏出手机,察看着什么,说:“叔,那您赶快去二站台。再过十五分钟,有一趟车去大连。”他指点给我,该怎样转往二站台,然后又嘱咐道:“您没票,跟验票的列车员说有急事,先上车后补票吧,特等座不是在车头就是车尾,您放心,肯定有空着的!”

小伙子挥手与我告别。他拉着行李箱,走进哈尔滨冬至的夜晚,而我则在抵达故乡的一瞬,又开始了夜色中的旅程——我们奔向的都是异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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